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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现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范文四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向鼎在宦海中的境遇让我们感到生存几乎是被偶然性支配的。向鼎的风格让我们觉得能够真诚爱人的人是幸福的。
人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在你还浑然不觉时陷阱可能已构成，也许一夜之间，知县被参、知府被摘了印，再度回到赤条条来时的一无所有的状态，往昔的繁华成为不堪回首之梦境。生存是一场不能自主的放舟，尤其在宦海之中，更是要无风起波的。向鼎判了两件刁讼，是简明无误的，判牛浦被控一案，有些潦草，但也够不上“昏庸不职”。然而，已被“特参”了，倘若他不是通才，不会写曲词，则失去了鲍文卿这个救星，假若鲍文卿是个记不住作者的读者，是个不敬重斯文的钱麻子那样的戏子，是个不会真情向人的刁蛮之徒，向知县就流落为平民百姓了，可怜巴巴地用二十年生命才熬到手的一个知县在顷刻之间就会被没收回去。任何个人在予取予夺的社会里都是被决定物!命运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一切。
其实，性格就是命运。向鼎如不是有真性情的文学人士，当然写不出曲词，也不可能是个名士，但也可能正因为没有这些他具有冷酷奸诈的心性而早已高升，正在决定着别个有名士气味的官员的命运。失于斯，得于斯，冥冥之中亦有必然性，这便是性格所派生的与他人的相互选择性。向鼎与鲍文卿也是个相互选择的关系，也走了一段互相选择的历程：鲍文卿亲自送去崔按察司的信，又不接受向鼎五百两银子的谢金，就是为了兑现那份自幼仰慕的好奇心，欲一见其人;向鼎对鲍文卿从感念终于发展到人格的吸引与尊重，还是因为二人精神上有契合之处。
两人都施恩不望报，都重情义，不言所利，而且都有知人之哲。他俩不是酒肉朋友，也不虚文应付，连接地位悬殊之两端的纽带是精神上的理解与共鸣。向鼎作为学而仕者，深知官场上花面逢迎、人情似鬼之丑鄙，所以尤为珍视这位贱行中的君子朋友。向鼎在季守备面前评价鲍文卿那段话，也是向鼎本人“事君交友”原则的声明。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视传道穷经为迂而无当，诬博古通今为杂而不精，他们已偏失了儒之本义，已与古之君子形成一种古怪的对照，他们的“生意”虽然是儒业，但他们本人早已不是儒了，早已名不符实了。鲍文卿也是名实不符，因为他虽处贱业，却颇多君子之行。向鼎不被名象所惑，指取本质，这是他最为卓异之处，他也是在作为吴敬梓的代理发言人揭露颓败的世风，呼吁建立以人品分高下的价值标准。官本位的社会，所有的名利、荣誉都是身份的附着物，都是跟着身份走的，向鼎拥有卓识，所以能“自风流”，是真名士。
有才才有情，这几乎是人性规律。无才的庸常之辈只能活在流俗信仰中、活在时髦的“闻见道理”中、活在僵死的早已违背人性的教条中。惟有才者能理解人，不上“观念幻觉”的当，能不受俗物俗规的羁勒，尊重自己的真情本性，从而具有了较高的人性水平，从而能够平等待人。作为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向鼎轻等级的风度弥足珍贵，他绝不是那种在狼前是羊，在羊前是狼的劣陋的人，他对待鲍文卿的态度与身份的反差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之间不是太守谦光、戏子卑下、主贤宾嘉的问题，而是在茫茫人海中终于找到了可以兑现真诚的对象这样一个深层需要的问题，向鼎对鲍文卿不是一般的感念、还帐，而是在享用着一种叫友谊的情感。
“向观察升官哭友”这个回目就很有意思，非但不是人阔脸变，反而好像他升官就为了哭老友似的，书中的情节也的确是如此。作者这样处理就是为了突出向鼎对鲍文卿那份超越身份、等级观念的真情。在死别恸哭之前，还有生别“挥泪”的场面，无论是道台还是府守，对一个戏子能如此，如果不是同性恋的话(他俩之间是绝对没有的)，则是颇有刺激性的“新闻”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向鼎两次赠银的细节。第一次向鼎说：“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与我有恩。”这是初见时的情形，那意思一是敬畏二是感激。第二次是这样说的：“这一千两银子送与你，你拿回去置些产业，娶一房媳妇，养老送终。”这是相处一年多以后生别离时的心情，这平淡朴实的字里行间，流淌着骨肉般的温情。鲍文卿还要推辞，向鼎说：“你若不受，把我当做什么人!”那潜台词是：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贪官污吏，这钱不是那么太肮脏的;我也不是报答你，也不是给你结算雇金，我给的不是钱，这只是我的一种抒情方式而已。向鼎陛见回来，从南京过就为了会会文卿，而文卿已成故人——世间再无鲍文卿!这应该再次使向鼎感到“富贵寿考无凭据”!他持意要到灵前去，“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黄小田情不自禁地评论道：“四个字有无限深情，我阅之亦欲恸哭。文章之感人如是惟真也。”当向鼎给鲍文卿题写铭旌，落款“老友”时，黄小田又评道：“今之大人先生敢为之乎?”而对向鼎来说，此时写出“老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既不用思考，更不用踌躇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名至实归”。
这是一个真情的“场”，是作者最为心仪、最为珍视的。在《外史》中，与此相类、感人至深的，还有秦老对王冕、牛老与卜老之间、甘露僧对牛布衣、杜少卿对沈琼枝，那种真心相向的情义“场”，真是势利风习中的别一世界，漾溢在他们身上的人性，与那个“无智、无聊、无耻”“三无”世界中两腿无毛的动物身上的“性”，毫无疑问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用个大而无当又不失忠厚的字眼是：两种文化、两种活法。是做一个谄上欺下的势利之徒好，还是做一个人性不受污损的人好?作者正是在向鼎这样经得住“文行出处”综合考查的人身上寄托着一份顽强的希望：但愿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来推进文化和道德事业，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向鼎的戏不多，但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全书中很好地、很全面地解决了文行出处问题的人，似乎首先是他，后边又出了个真儒虞博士，那位虞博士又有点被作者“状其浑雅而近于空洞”的味道，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意识资源，尤其是缺乏来自潜意识的支撑。如果说杜少卿之奇体现了作者的“狂”气的话，那向鼎则体现了作者潜意识中的为官之道。向太守的府中既没有蘧佑的“三声”，更不会有王惠那“三声”的，他对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淡漠的、无可无不可的，决不会像对情“场”那么投入。可以设想作者当了官也很可能是这样的。希望兴礼乐兵农振兴社会，只是作者理念上的理想，汤奏、肖云仙的举措是作者也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远远不如向鼎这么真切动人。向鼎似乎是全书中唯一没有弱点的人物，他没有虞博士那种“超凡入圣”的古老性，也不像平居豪举的杜少卿那么贤否不分。我们似乎可以说：向鼎形象给我们阅读《儒林外史》这部展览了众多人物、干预灵魂、志在回答人怎样生、路怎样行这永恒问题的大书，提供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坐标，使我们借以能清晰地排列出其他各色人等的位置来。他可以反衬“出”贪鄙臭官，也可以衬映那些品行卓异之士，他“文”而不丧智，不是被死书勾了魂的那种陋儒，也比那“处”而不“出”者显得合情合理、现实一些。可以说，作者差不多是个合理主义者，只是这个理，不是理学之理，而是符合健全人性之情理。
【篇2】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1、王冕，历史上真实存的，作者对人物进行了改编。他具有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质。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至痴狂，可惜人到花甲却连个秀才都没中。后几个商人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
3、范进，时年五十余岁，穷困不堪，腊月还穿单衣，冻得直哆嗦，周进因他想起自己当年的惨状，便将他录取为秀才，后又录为举人，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即严监生，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极为节俭，死前仍念叨着灯中的两茎灯草，严监生怕费油以致到死都难以合眼，直到赵氏挑去一根，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5、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他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6、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后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7、沈琼枝，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篇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1、王冕
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人物。
2、周进
周进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他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几个商人出于怜悯，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他是一个极其吝啬的守财奴，临死前两根手指迟迟放不下，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匡超人
匡超人，原本质朴孝顺，后来黑化泯灭人性。他巧妙周旋各方势力，逐步走向堕落。他擅长吹牛撒谎，沽名钓誉，卖友求荣，忘恩负义，最终变成了一个衣冠禽兽。
【篇4】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1、王冕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2、周进、范进
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3、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4、杜少卿
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